70年前，中国在武器落后，国力衰弱且尚未统一的情况下，抵抗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达8年之久，并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在这个举国欢腾，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来缅怀战斗在文化抗战中第一线，为文化抗战输送纸张炮弹的造纸先烈们的英雄事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印刷企业和造纸厂逐渐迁入四川和贵州的大后方。由于京华印刷所、时事新报馆、楚璋印刷所、上海印刷厂、文华印刷所、华丰铸学所、申江印务局、生活书店、汉光印书馆、时代日报社、振明印务局、丽华制版所等印刷企业的迁入，四川的纸张的供应极其紧张。为此，中国的造纸人在资金和原材料紧缺的情况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为抗战用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纸张。
谭天平，历尽千辛创办官团溪造纸厂支援抗战
谭天平，湖南湘乡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抗战时来到湖南湘乡洪江，在洪江创办湘乡小学，任校长，后实业报国积极创办洪江官团溪造纸厂。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谭创办洪江官团溪造纸厂异常艰难。工厂面临着资金严重不足和原材料紧张的问题。后来幸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总经理兼大业贸易公司总经理李桐村先生支持，先后贷款四十万元给造纸厂，才得以打开局面。
谭天平造的纸，因质量好深受重庆印刷行业欢迎，利市三倍。湖北省政府财政厅（当时在鄂西恩施），订去两年的产量，为印高中课本与换发田地契纸之用。后为安江纺织厂做防潮包装纸，又应书画家要求，造成仿古色的书画用纸。
从1939至1945年，七年之中白手起家，筚路褴褛，历尽千辛万苦，才打开这么一个局面。时移势换，谭天平即将离开，他内心里感慨眷念，不能自己。
1951年，湖南省政府政府打算赎买该造纸厂，谭天平自愿无偿上缴政府。只求给一家四人发给户口路费，后迁居长沙。
夹江造纸，撑起战时中国的报业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入中国，中国的纸业重镇大多沦陷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把首都迁到重庆，四川成了抗日的大后方。而此时，200多家报刊、通讯社，38所高校，还有多家出版机构，都需要大量而稳定的纸张供应。当时纸张严重不足，加上机器造纸业非常落后，文化抗战面临着弹药不足的困境。
这时候，四川的夹江纸业义无反顾站了出来。四川省派了专员梁彬文前往夹江县督促纸业生产，县长罗国钧更是四处查访、调运物资、发放贷款、组织生产。槽户们被调动起来了，河东马村、大路坎、迎江、漹城、黄土，河西木城、南安、龙沱、华头、歇马，十里八里的村落间，像碉堡一样的篁锅冒起了青烟。
他们生产的手工纸除了书画纸外，还大量用作新闻、出版用纸。九十一岁的许世钦老人介绍说，抗战时为了生产报纸用纸，舀纸的纸帘都专门设计成报纸的幅度，纸帘的设计者一个叫薛义和，一个叫何兴源。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6卷曾有孔昭恺的回忆录：抗战时期，《中央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天府新闻》《工商导报》《大公报》等主要报纸全部或部分使用夹江土制纸张。《大公报》在重庆创刊，创刊号就是夹江土纸，后来日销售量10万份，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大公报》的这份光荣因为有了夹江土纸的加入而增添了色彩。另外，抗战时期的教材，也多为“未经漂白的夹江纸”。
中国纸业先驱竺梅先－－抗战时期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竺梅先（1889年－1942年），浙江奉化人，中国现代造纸工业的先驱，著名爱国实业家。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后弃政从商，积极倡导“实业救国”，先后创立或参与创立大来银行、嘉兴民丰造纸厂、杭州华丰造纸厂、宁绍轮船公司等企业。
八一三事变后，竺梅先积极投身各项抗日救国工作，竺氏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捐献相当于购买一架飞机的巨款。后来竺氏为了支持宁波同乡会举办难民收容所，把历年积存的银杯、银盾、银器具、银制轮船模型等上百件银器，装满一卡车送往同乡会，作为捐献，救济难民之用。
沪战日趋剧烈，伤兵越来越多，竺梅先再次筹建伤兵医院，短短几个月中，共治疗伤员四千多人。上海沦陷后，竺梅先目睹孤儿流浪街头情景，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把这批孤儿收容起来，把他们教养成人。教养院经费来源困难，竺氏承担教养院的全部费用，由上海大来银行的竺氏私人名下陆续支付。粮食供应紧缺，竺氏不顾严寒酷暑，到处奔走，在温州等地购得粮食十五万石，冒着伪军搜查和土匪抢劫的危险，把粮食运到宁波奉化，以救乡梓和教养院之饥。一九四二年春，竺梅先由于长期辛劳，积劳成疾而与世长逝，享年五十四岁。
竺氏病故后，他的夫人邀请至亲好友王正苗、虞心炎、王廉葆等会同会计师，在上海清理他的身后财产，发现抗战开始后，名闻上海拥有巨资的实业家竺梅先，为了支付浩大的抗日救国各项支出，早已将他持有的民丰、华丰两造纸厂和宁绍轮船公司的股票全部抵押给银行，为了抗日救国，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巨大财产。
此外，成都的谌家矶造纸厂，又名“建国造纸公司”，宜宾的中元造纸厂，重庆的龙章造纸公司，都在爱国造纸人士的带领下，历经艰辛地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