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重塑全球产业链。若美全面长期加征关税25%，或将影响中国就业1.3个点，550万人员左右，受损行业主要为纺服、机电相关、造纸印刷、木材加工与家具制造和部分化工。未来在稳就业政策方面，预计短期核心是降低中小企业用工成本，长期则是对去产能进程中的结构性失业人员的再培训，提升整体劳动力素质。前者意味着减税降费的落实和定向降准的实施，后者代表失业保障和职业教育经费支出将不断提升。

在技术进步、大国博弈背景下，我们当下可能正走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又一次大变迁的时代。技术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与制造业不断融合，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变革。政治上，中美经贸领域的博弈刚刚开始，一波高于一波。这些都冲击着现有的全球分工，势必重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条。

中美贸易摩擦到底对国内哪些产业的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哪些产业发生转移的可能性较大？与之相伴的就业影响又将有多大？本篇报告将回答这些问题。

1.大国博弈，经贸摩擦加剧，就业压力初显苗头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受到政策面与市场的广泛关注。年初虽然失业率绝对水平表现平稳，但调查失业率同比增速有所上升，体现出就业压力正不断提升（图1）。

根据智联发布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
1、2019年第三季度就业景气指数（CIER）环比回升，但同比下降。
2、保险、中介服务、教育是目前就业形式最好的三个行业；印刷包装能源办公等行业目前就业形势堪忧。
3、技工、销售、食品餐饮等职业就业形势好；IT、项目、管理、信托等职业就业形势不佳。
4、东北大庆就业形势一枝独秀。
5、长三角温州、宁波就业回暖。 

就业压力提升背后，行业分化显著，与外需相关行业受到冲击较大。中国就业市场景气（CIER）指数显示贸易摩擦发生后，制造业、农业、检测、贸易、通信以及仓储这些行业的就业市场就业压力提升较大（图2），当前上述行业指数已小于临界值1，表明行业就业陷入低迷状态（反映市场招聘需求小于求职申请）。就业压力的行业分化，反映了外需对当前就业产生的冲击，同时，我们也看到与外需联系较弱的服务业（例如教育、互联网与商业）所受影响较小，未来将构成经济韧性来源之一。

关税清单中部分出口产品的大幅减少，或构成就业压力的导火索。我们利用8位码对2000亿、340亿、160亿清单的所有产品对美出口增速进行了统计，通过对比各清单关税落地前6个月与后6个月的出口额差值，我们发现：机械、电子类产品以及部分化工和纺服产品所受影响较大（图3），甚至有些产品出现了抢跑后不再进口的情况（该情况存在于部分化工品，由于多数单一的化工品出口权重相对较低，故未在名录中体现）。

上述所受影响行业在我国的劳动力使用比例，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特别是在计算机、电子等行业加工贸易占比近半，用工需求较高。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出口在上述行业中，对美依赖较高的行业是计算机、电子与光学设备制造，其他行业相对而言依赖程度有限。因此，从出口角度来看，对于就业的影响在上述行业会相对集中。

2.价值链视角的产业变迁：对转移的行业的讨论

在技术进步、大国博弈下，我们当下可能正走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又一次大变迁的时代。技术进步与政治博弈势必重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条。次贷危机后以美国为首提出的“再工业化”口号，并不是简单地强调流出的制造业回流，而是强调通过抢占高技术行业领域，发展高附加值制造业，通过新的“工业革命”带来全球经济话语权。

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对产业转移进行观察，一是基于贸易流量以及增加值角度，二是从直接投资角度：

2.1.价值链（增加值）角度，最终品带来国内增加值占比较高的行业更容易发生转移。

我们对中美双边贸易给各国带来的完全国内增加值进行了汇总，并且区分对美出口中间品贸易带来的增加值和最终消费品出口带来的增加值，并进一步区分了各行业出口的最终品国内增加值高低与出口的中间品国内增加值高低。其中最终品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比较高的行业主要包括计算机、电子、光学制造、机械设备制造、电气设备制造以及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制造和家具制造。中间品出口带来国内增加值比重较高的行业包括化工品制造、金属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造、基础药品和制剂制造。

由于人力成本的提升，我们认为国内劳动参与度较高的行业发生产业转移的可能性更大，而其中最终品国内增加值较高的行业则在此基础上有更高的转移可能，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图5）：

• 最终品的转移，相对而言仅受美方采购影响，同时美国在关键领域如计算机、电子等行业的“上游”控制权，在加工贸易下将对最终品的生产产生更大的影响；

• 我们梳理增加值后发现，最终品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比较高的行业中，加工贸易比重较高，而且劳动密集型行业也相对集中；

• 中间品涉及产业的中间投入，行业的转移由于上下游涉及行业与国家复杂，因此对全球价值链分布将带来更多的连锁反应，除美国本土之外的外溢影响也更大，受到全球层面的价值链布局制约。

• 部分中间品贸易涉及国内供给垄断资源，如部分农副产品与矿产品。上述行业在近些年已经出现了很多转移案例，例如2016年富士康在印度建厂，2017年希捷硬盘制造商撤出苏州工厂，晶苑国际成衣生产逐年向东南亚转移，2015年手表行业西铁城，解散广州工厂，移至泰国。关税加征后，产业转移的趋势或将更加明显。

2.2.国内产业“走出去”2015年左右已经开始，贸易摩擦下出现加速趋势。

直接投资角度，我们结合部分国家的ODI、FDI数据来判断与印证产业转移的整体趋势和时点。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差额情况来看，中国从2015年左右即出现了“走出去”的倾向（图6），差额的扩大不仅反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步伐越迈越大，背后其实包含着产业转移的因素。

结合其他国家FDI数据来看，中国对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FDI投资在2015、2016年出现高峰，对于越南、墨西哥则在近两年出现提升（图8、9），中国的产业转移已经早在潜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初期阶段就已经发生，加征关税的影响，更多是趋势过程中的催化剂，在短期带来产业转移的加速。反观美国，对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差额整体体量上并未出现较大幅度变化（图7），相较于持续的对外投资，制造业回流程度有限。

2.3. 国内产业短期大面积转移难度大，实施可能性较低。

针对上述易于发生转移的行业，我们综合判断产业短期大面积转移难度较大：

• 对于计算机和设备制造相关行业，我们首先依据加工贸易占比，对相关行业增加值再次划分：计算机与电子行业加工贸易比例为50%，其余设备制造行业比例为20%。基于上述行业的国内完全增加值，我们测算若加工贸易部分全部外流，则大约有500亿美元增加值需要承接。反观2018年部分东盟国家的GDP总值情况，越南2237亿美元左右，泰国5048亿美元左右，马来西亚3543亿美元左右，即使体量最大的印尼也只有1.04万亿美元，仅相当于2018年全国排名第三的山东省体量。因此，一方面如此体量的加工贸易增加值转移，对于越南、泰国等国家短期完成承接存在挑战，另一方面，即便印尼体量似乎足以应对，但由于主要支柱行业仍为农业与油气等资源型行业，制造业与工业基础薄弱对于产业承接仍然存在困难。此外，对于印度而言，由于复杂的劳动法体系带来的用工成本和部分基础设施薄弱带来的运输、电力成本，整体生产成本仍然高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图10）。因此，潜在承接国家在短期配合大范围产业转移的难度较高。

• 对于纺服和家具制造等相关劳动密集型行业，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国内已经在2016年左右出现了一定的流出趋势。未来中美贸易摩擦或将加快流出趋势，但大面积转移仍然受限于增加值体量的因素，纺服与家具最终品出口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已达到6451亿美元体量，远远大于高技术行业加工贸易体量，除体量外，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技术、质量等都会形成制约，因此产业转移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人均GDP达到36000美元时（2000年左右，图11），纺织行业出现拐点，并且产业结构调整持续了十年以上。此外，对于这些传统观念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或将对传统行业格局带来新的影响，美国近些年对于纺织业固定资产投资再度上行，且相当一部分投资源于中、印、墨等其他国家。

最后，对于中间品出口，我们认为除了有限的产业转移影响外，对于计算机、电子，化工品制造，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化工品由于行业的中间品出口进行中间品再制造的增加值占比较大（图12），因此无论是保持从中国进口还是进行转口贸易都将对全球供应的成本端推升带来影响。

3. 价值链视角的产业变迁：短期核心影响在高技术的关键“上游”

针对产业转移的观察，我们认为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影响仍在于高技术行业核心上游的供给。

金融危机后奥巴马与特朗普两届美国政府均在“再工业化”的道路上推进美国经济发展。当前一些传统美国企业如通用电气、福特等，均对美国本土重振进行了投资，而外部企业如丰田、LG、现代也已纷纷增加在美投资。美国以政策性的引导方式，促进高端制造回流，高端制造核心上游供给的减少甚至“中断”，一方面对于国内加工、代工行业将带来致命影响，另一方面，对于长期以来处于价值链跃迁进程中的中国而言，美方无疑想让中国形成一种“低端锁定”格局，在国内人力成本提升阶段，间接消磨中国制造的实力。

产业转移与相伴随的就业压力更多体现为长期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只是产业调整进程中的催化剂，加速推进了产业转移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主要亚洲贸易伙伴如韩国、日本或由于中国进口回落和产业转移间接受损。

4.大国博弈的长期就业影响：全面加征关税25%或影响中国就业550万左右，抬升失业率1.3个点

产业转移背后是就业的流失，中美贸易摩擦对价值链的影响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产出下降与失业提升的影响。我们试图从行业的单位增加值拉动就业角度来观察就业的整体变化： 

（1）我们利用美国进口商品的Armington弹性，测算关税上升带来的对中国进口需求的改变（每个行业采用的弹性为该行业商品的平均弹性，且为长期弹性）；

（2）进口数量的下降，转化为对应行业国内完全增加值的减少；

（3）利用商务部全球价值链数据库，基于不同行业国内完全增加值拉动就业的测算结果，估算国内增加值下降带来的就业人员减少，评判行业就业压力。

上述测算与假设属于基准情况（baseline），一、我们没有考虑国内需求提升对负面影响的“消化”，二、我们没有考虑“物转人不转”的转口贸易，对就业影响的弱化，三、我们没有考虑就业人员行业间转化的影响，例如行业间的从业转化和产业迁出后的员工外派等因素。因此，基准情况对应的是长期最为严重的情况。

从具体测算结果来看，若2500亿加征25%关税，将提升失业率0.8%，其中就业压力较大的行业集中于纺织服装、机电相关、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木材加工品和家具、化工、贱金属及制品。工业增加值角度，全部工业增加值长期极限将受损2%，主要受影响行业为纺织原料及制品、机电相关（图15）。

若针对对美全部出口商品加征25%关税和45%关税，那么失业率影响将提升1.3与2.4个百分点，若考虑短期影响，则大致可认为是上述影响的50%。可以看出，长期而言贸易摩擦对国内就业的整体冲击较大。

对于国内，未来在稳就业政策方面，我们判断短期核心是降低中小企业用工成本，长期则是对去产能进程中的结构性失业人员的再培训，提升整体劳动力素质。前者意味着减税降费的落实和定向降准的实施，后者代表失业保障和职业教育经费支出将不断提升。

对于从事包装印刷的人士来说，势必与下游出口及消费品行业一损俱损，未来就业前景堪忧，尤其是对于一家人都干这个行业的家庭来说，将会是泰山压顶式的影响。